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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请许先生为我撰写一篇檄文以号令天下如何想当年袁曹开战前，那袁绍袁本初叫陈琳撰写讨贼檄文一篇，可谓是振聋发聩啊，虽说袁曹交兵最后袁本初是遭遇了官渡之败，但是这檄文的重要性还是非常重要啊，这传檄天下的第一炮能否打响，可是要看你许先生了！”
历史上四大讨贼檄文分别是袁绍手下谋士田丰的讨曹檄文。骆宾王的讨武则天檄文，朱元璋的法援习文，天国的北伐檄文。
狄泉当然知道，想要让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老百姓云集响应自己的举动，这篇所谓的“讨贼檄文”，可是重中之重。
“这点寨主自然不必挂心，许某人自然会用心为之，然而这传檄天下，所需要之传播数量何其巨大，要是只靠手抄，只怕太过离谱，还要妥善处理。”
许贯忠是什么人才，胸藏万卷书啊，想要做出一篇符合要求的文章，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可谓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但是你传播上会有问题。
因为这个时代可没有打字复印机，你想要大规模拓印东西，那得靠着雕版印刷，但是匹配的雕版是很少的，只有少数书籍才有。
就拿原着里的“圣手书生”萧让来举例子，他在被“神行太保”戴宗骗上梁山的时候就一直是在那里抄书的。
而实际上，此时雕版印刷是有的，问题就在于雕版印刷发明之后，人们用木板做原料，相当省钱。一部书版，可以印出几百部，几千部，比起一字一句地靠手抄写，真是简便多了。
它的发明和推广，对文化的普及和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雕版印刷还是有它的缺陷。
第一，每印一页书就得刻一块版，每印一本书就得刻一副版，人力物力耗费甚多。第二，一部大书往往要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如果印了一次不再印第二次，显然是很大的浪费，倘因不得已的事故半途而废，损失更大。第三，一块块书版，占据着大量空间，保存起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这玩意普及不了，只有东京这样的大城市才有可能有，所以活字印刷的发明就很重要了。
活字印刷是北宋发明家毕昇发明的，他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
活字印刷术就是预先制成单个活字，然后按照付印的稿件，捡出所需要的字，排成一版而施行印刷的方法。采用活字印刷，一书印完之后，版可折散，单字仍可再用来排其它的书版这个方法直到现在也是世界上生产书籍、报纸、杂志的方法之一。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中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按说按照时间，现在活字印刷术已经发明改进了，但是，毕昇在发明了泥活字之后，没过几年就去世了，因此来不及向同行们介绍他的新发明，这可能也是这项发明未能及时流传和很少资料记载的原因，不过，这只是推想而已。
毕昇死后，他创造的活字落到了沈括的侄子辈手里，被当作“古董”宝藏起来，这样，世界上第一副泥活字从此默默无闻了。
在毕昇发明泥活字之后50多年，即北宋崇宁二年，浙江温州出版了活字印本佛经，这是1987年在温州市郊白象塔出土北宋文物中得到证明的，这里出土有《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和同一出处的《写经缘起》残页。
后者写有“崇宁二年五月”，它与前者纸质相同，色泽相似，因而考古学者断定佛经亦为同年之物。温州烧瓷工业发达，有烧制泥活字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所以考古学者断言温州出土的这件佛经残页，当为《梦溪笔谈》中关于泥活字印刷记载的确切实物见证。如果此说成立，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了，也是世界上第一本泥活字印本。
后来，南宋时，做过宰相的周必大，曾仿照毕昇的方法，在1193年用泥活字印过自着的《玉堂杂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用沈括的方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这可以说是宋朝的最可信的泥活字印本，可惜原印本也早已失传了。
宋朝以后，泥活字印刷还继续被人采用，并取得了成功。
但是毕昇的这项发明，实在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这项技术并没有因为毕昇去世而被人遗忘，而是被后人继承下来继续使之发展。
也就是说，在宋徽宗年间，这活字印刷术还没有普及，甚至都没有太多的人知道。
但是狄泉知道啊！
现在梁山上就有着两个现成的人才可以来进行这项技术的创作，那就是梁山泊造假二人组——“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将”金大坚。
萧让书中当时着名书法家，善写当时苏、黄、米、蔡四种字体，人都唤他做“圣手书生”，后来是梁山第四十六条好汉，星号地文星，职务为行文走檄调兵遣将。
说白了这小子就是个文书的工作性质，让他来书写胶泥活字的字体完全没问题。
至于这个“玉臂将”金大坚，则排第六十六位，上应地巧星，负责制造兵符印信，书中赞诗说他“凤篆龙章信手生，雕镌印信更分明。人称玉臂非虚誉，艺苑驰声第一名”，可见其雕刻技术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原着里，在梁山征方腊前，金大坚与皇甫端一起，被皇帝留在了京城，“驾前听用”。最后“在内府御宝监为官”。
众所周知，这个该死的宋徽宗道君皇帝的艺术造诣是很高的，尤其是在书法和金石方面，基本上不算上登峰造极，那也算是眼光很高的了。
“玉臂将”金大坚这小子不仅能够得到道君皇帝的青睐，还能够在御宝监为官，这可是对于他手艺的最高级别认可。
不过，这小子被狄泉弄上了梁山之后，现在还一直闲置着，没什么大用，现在是没有那么多的印章可以让他去雕刻，这老小子白吃白饭好长时间了。
现在，这不正是他的活计吗！
就让他去雕刻胶泥活字去吧，玉石都能够雕刻，雕刻胶泥活字那不是更加的手到擒来吗。
狄泉当时就把这个活字印刷术的想法给许贯忠说了一下，并且叫人立刻把“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将”金大坚立刻带到那济州张叔夜处，全力配合，开始实验活字印刷术。
而许贯忠在听到了这个活字印刷术的概念之后，完全是惊讶的合不拢嘴。
因为要是这个活字印刷术成了，那意义可就太重大了！
印本的大量生产，使书籍留存的机会增加，减少手写本因有限的收藏而遭受绝灭的可能性。由于印本的广泛传播及读者数量的增加，过去教会对学术的垄断遭到世俗人士的挑战，宗教着作的优先地位也逐渐为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所取代。
而读者们对于历来存在的对古籍中的分歧和矛盾有所认识，因而削弱了对传统说法的信心，进而为新学问的发展建立了基础。
印刷使版本统一，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产生的讹误，有明显的差异。印刷术本身不能保证文字无误，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对及印刷后的勘误表，使得后出的印本更趋完善。通过印刷工作者进行的先期编辑，使得书籍的形式日渐统一，而不是像从前手抄者的各随所好。
众所周知，在古代统治阶级把“使民愚昧”作为治世良方，药到病除，只要不开启“民智”，就可以安享太平。
商鞅在《商君书》里面说的“驭民五术”，就是典型的代表，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与民争利，让民众忙碌一生但又一事无成，民众就只是生产和战争的机器。
在商鞅看来，国家和民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精英和百姓，贵族和平民是对立的，是零和
博弈，民富则国不强，国强则民不能富。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知识权被迫放开
在古代，农业社会的统治阶层不需要老百姓有知识有文化。无论东西方，欧洲遍地都是文盲，只有贵族和教会的僧侣们把持着“读书的权力”。特权阶层垄断了知识，和知识的解释权。
而为什么不能让平民享受“读书权”两个原因：首先，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力低下，农民必须全身心投入到农事去，无暇顾及其他。读书本身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反尔误事。
其次，农民只有被固定在土地上，才会老老实实伺候庄稼。不认字，就不能了解信息，就不会到处乱跑，有利于管理。掌握知识，就是掌握“信息”。没有信息来源的人，就只能听教会，听领主，听地主和官老爷来传递信息。农民无法分辨信息真假，没有别的渠道去了解，上头说的，就是唯一的真理。
知识分子会看书，会识字，他就会了解太多的社会运营机制，他就会产生不满，他就会要求权利。
所以，中国从东汉至唐末，也存在贵族，他们垄断的却是另一种资源——知识。
甭管这种知识多么的扯淡，无用和反智，但只有掌握了这种知识的人，才能参与治国经世，这些知识就是贵族们最重要的资源。
这些人以血缘为纽带，用家族的方式进行传承，将知识牢牢的垄断在自己家族的手中，通过这种垄断，贵族一家的地位甚至比皇帝都要高，家族小姐比皇家公主还要受欢迎，可见贵族的地位多么崇高。
垄断的贵族们默契的进行着合作，将垄断进行到底，凭借着这些知识的纽带，加上互相通婚等促进措施，渐渐的形成了传承百年的世家贵族。
关陇贵族、江左贵族等等等等就是典型的代表。有军阀、有财阀，还有“知阀”，这些“知阀”代表了文化道统，甚至能代表天下正朔，连皇权都需要向他们妥协。
其实古代大多数是精英文学，从时间线来说，先秦只有贵族和士才能读书，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文学被贵族所垄断，书籍只是在士之间传播，不需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群众根本没机会读书。就是所谓精英文学。
一直到唐朝，教育下移，贫寒人士也能读书了，但是也仅限于读书人之间，不识字的根本没机会读得懂典籍，也就是所谓同行之间看得懂就行，外行和不读书的看不懂。
宋元明清时期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文学、戏曲小说话本等等得到发展，这些就是面向广大人民的。
而在宋朝之前，由于活字印刷术未曾普及，所以这书籍的数量和价值也是非常稀少和高昂的。
在造纸术没出来之前，书籍还是竹简，贵的要死，造纸术出来之后，因为没有印刷术，书籍还是贵的离谱。
雕版印刷术出来之后，成本依旧是昂贵的，书籍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但是，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完全可以让其高昂的书籍造假就此被打下来，书籍的高昂价格和原本被贵族阶层给垄断的情况就会发生极大的改变。
由此，老百姓的手里也就能够掌握知识和书籍了，这对于古代的中国，那可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这些，也许别人并不知道，但是许贯忠是完全知晓的！
“若有如此方法，寨主，我想天下的读书人与黔首都会把寨主千秋万代铭记在心啊！”
许贯忠明白，也许狄泉可以通过这种活字印刷术，来直接获取天下读书人之心。
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非常之多的“士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