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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元年,也是曹操的元年。
把献帝安顿到许县,事情刚一理顺,曹操就决定推行他的政治改革。为此曹操向献帝上了一份《陈损益表》,提出了他的政治改革措施,前后达14项之多,可惜的是这份体现曹操治国理念的重要文件现在仅存序言部分,具体内容已不可考,推测一下无外乎是富国强兵、选贤任能等。
在富国强兵方面,曹操后来推出的最重要措施是屯田。当时曹操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他的根据地在兖州刺史部,出于战略考虑把新首都定在了豫州刺史部的许县,但这一带都是新占领区,他的基础还不够雄厚,在后勤保障方面的压力很大。
近一两年来,曹操采纳毛玠等人的建议,在兖州一带积极发展生产,基本保障了自身的粮食供应问题,从而让自己处处居于主动。许县以及周边的颍川郡、汝南郡虽然曾经是重要的农业区,但这些年来遭受战争的影响也最深,黄巾军在这里势力很大,有大量人口流失到了南面的荆州刺史部。
朝廷正常运转需要大量粮食、布匹等物资,军队也需要后勤保障,这些物资如果都依赖兖州刺史部的供应,浪费会很大,长期下去兖州刺史部那边也难以为继。军粮运输就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从兖州运到这里来必须组织大量人力,还要考虑运输队伍途中的消耗,往往运一车粮食至少还得再准备一车粮食供路上吃,沿途安全又难以保证,这个办法基本上不可行。
许县的粮食供应问题必须立足于就地解决,曾在东郡任东阿县令的枣祗和夏侯惇的副将韩浩同时向曹操建议,在许县周边一带进行屯田。枣祗是颍川郡本地人,他在当年抵抗张邈、陈宫之叛中立下大功,随曹操来到许县后,曹操让他担任献帝近卫部队的指挥官(羽林监)。韩浩当年成功处置了夏侯惇被劫持事件,事后受到了曹操的表扬。
他们二人建议曹操效仿汉初以来的经验,把流民组织起来,开展农业生产,实施屯田。屯田作为制度其起源可考的是汉文帝时期,当年著名改革家晁错分析了秦朝守塞北失败的教训,认为单纯以戍卒守边的制度有很大弊病,必须实行“且屯且守”的制度,把屯田与戍边结合起来。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年),朝廷下令在边郡屯田,到了汉武帝时,经济专家桑弘羊又建议屯田西域,都收效明显。但是,晁错和桑弘羊所推行的屯田都与国防建设有关,属于半军半民性质,许县的情况和那时有很大不同,能不能参照前人的办法推行,还存在争论。
反对屯田的人也不少,曹军收复了大量无主土地,曹操手下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赏给有功之人,有人甚至提出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大力推行土地私有化。实行屯田实际上就是“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呼声刚好相反,所以招致不少人的反对,这是曹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曹操让枣祗找荀彧等人商议,荀彧支持屯田,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只有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才能渡过危机。经过内部讨论并逐步统一了思想后,建安元年(196)曹操颁布了《置屯田令》,从定国安邦的战略高度充分肯定了秦皇汉武奖励耕战,实行屯田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屯田积谷的重要意义,下令开始屯田,标志着这项“战时经济政策”正式实施。
从建安元年(196)到魏元帝咸熙元年(264),这项制度推行了近70年,可以说它伴随着曹魏帝国兴衰的始终,成为曹魏势力崛起的经济基础。
屯田首先在许县附近试点,具体做法是,把已经找不到主人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把丧失土地的流民组织起来,由国家提供耕牛、农具、种子,获得的收成由国家和农民分成。
当时能集中起来的土地很多,流民也很多,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都不发愁,屯田很容易就搞了起来。农业工作本应由九卿之一的大司农管理,为了加大推行的力度,曹操决定亲自抓这件事,在许县试点期间,他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命自己的堂妹夫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具体管理屯田事务,直接向自己负责。
但是试点刚一推开就遇到了波折,被组织起来的农民却不太适应,他们经常逃亡。一项好政策为什么农民不愿意接受呢?原因是租税太重。过去农民给地主扛长活,交租的标准一般是收成的一半,即五五分成。曹魏搞屯田,收租也按这个比例,国家就变成了地主。如果连耕牛一块租,交租的比例更是提高到60%。如此一来,大家积极性自然不高。
汉代农业税的比例大部分时候是三十税一,即3.3%,现在屯田农民的税务负担是此前朝廷标准的十来倍。在农业生产技术很落后、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这么重的税率农民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但不这样又不行,军事斗争每天都需要巨大的财富保障,曹魏所能聚集的财富十分有限,屯田这一块是相对有保障的,课以重税既是循前朝惯例,也有不得已之处。
有地方官员建议,农民都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不能一下子改变,必须因势利导,要让他自愿,不能搞强迫。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对屯田政策尽可能予以改进,包括合理安置劳力、分配生产资料、取消屯田户的徭役等,保证屯田制的健康发展。
对于屯田以外的普通农户,曹操下令重新清查户籍和财产,据此确定缴纳赋税的额度。这有点像划分成分,又像是核定收入申报纳税。这项工作在曹操势力范围全面铺开,包括曹操本人在内都要评定“成分”,然后决定纳税标准。曹操家乡的谯县令给曹操、曹洪二人评为同一等级,曹操对人说:“我家哪里有子廉家富有哇!”
建安元年许县屯田开始试点,次年就获得了好收成,积余粮达百万斛。曹操下令将这一制度全面推广,在曹操势力范围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以后曹魏立国,屯田又成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
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情况,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在曹魏的腹地,军屯在边境地区,配备的屯田官级别都很高,郡国配品秩二千石的典农中郎将或比二千石的典农校尉,县配品秩六百石的典农都尉。品秩二千石相当于朝廷的部长和地方上的郡太守,品秩六百石相当于县令,这些屯田官单独设署治事,不隶属于所在的郡县。
以后,曹魏最兴盛的时候控制区涉及了天下13个州的11个州,共91个郡国,据现存史料统计,有17个郡国有民屯,8个郡国有军屯,3个郡国既有民屯也有军屯,共计郡国28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当然实际比例肯定比这个高得多。曹操亲自抓这项工作,他身体力行,亲自过问屯田事务,尤其对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很关心。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素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具体到官员体系中,农业等经济领域又是个容易被忽视的部门,这种状况到了献帝建安年间发生了改变,一大批优秀的“农业干部”在曹操手下脱颖而出。曹魏“屯田系统”人才济济,他们有的专门从事农业工作,有的从农业领域起步后来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相比于其他朝代,这一时期是“农业干部”最吃香的时代。
在选贤任能方面,曹操也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进。
曹操的首席智囊荀彧转任尚书令后,曹操深感身边像荀彧那样能出谋划策的人才太少,有一次他问荀彧:“谁能代替先生为我出谋划策?”荀彧向曹操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荀攸,一个是钟繇。
荀攸当年因策划刺杀董卓而被关进了监狱,董卓死后他恢复了自由,作为反董斗士,王允主持下的朝廷对他很重视,准备任命他担任任城国相,但荀攸考虑到益州刺史部更容易躲避战乱,所以请求到那里为官,朝廷重新任命他为蜀郡太守。荀攸去益州刺史部上任,他跟当年刘焉走的路线一样,先到了荆州刺史部,想溯长江而上进入益州,但是到了荆州后才发现路途艰险,很难到达,于是暂留在了荆州。而且,益州当时是刘焉的地盘,非亲非故,毫无渊源,荀攸拿着一张任命书就想到益州去上任,结果很难预料。就在这时荀彧把他推荐给了曹操,曹操很重视,亲自给荀攸写了封信邀请他来许县。
荀攸到来后,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征召他为汝南郡太守,但没有去上任,随即改任他为尚书,在他叔父荀彧手下任职。曹操跟荀攸进行了长谈,深感荀攸不是一般的人才,特别高兴,对荀彧说:“公达真是个奇才,能够与他共商大事,天下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于是,重新任命荀攸为军师,到自己身边工作。
荀彧推荐的另一个人钟繇,他不仅与荀彧相识,也是曹操早年的老朋友,曹操让钟繇暂时在尚书台担任荀彧的尚书仆射。
此前,荀彧在曹操身边的实际地位相当于参谋长,在这个参谋班子里还有程昱、戏志才等人。戏志才也是荀彧推荐给曹操的,但是前不久不幸病故,由于他在曹操身边的时间较短,关于他的事记载下来的不多。荀彧去了尚书台,程昱还远在兖州,虽然身边有了荀攸,但曹操仍然觉得他的参谋班子力量太弱,就让荀彧再推荐几个像戏志才那样的人。
荀彧想到了一个人,认为让他来给曹操当参谋长,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人就是郭嘉。
郭嘉字奉孝,比荀彧小7岁,此时27岁左右,也是颍川郡人,跟韩馥是同一个县的。与荀彧不同,郭嘉出身寒门,但他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喜欢暗中交结有识之士,这其中就包括同乡荀彧、辛评、郭图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郭嘉当初也到了冀州刺史部,先在韩馥手下,后来转到袁绍那里。
荀彧看不上袁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更差,他劝辛评、郭图离开袁绍另寻明主,辛评和郭图不太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袁氏的恩德和威风布于天下,现在人们都来归顺,力量越来越强,在这么有前途的地方干,为什么要离开?郭嘉知道他们听不进去,不再多说,就自己离开,找了个地方闲居起来了。
郭嘉回到了家乡颍川郡阳翟县,在家赋闲了六年。这六年时间里郭嘉都做了些什么不得而知,大家看到的是他喜欢交结天下英俊,不愿意与俗人打交道,一般的人不知道他的才能,只有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是个奇才。
阳翟县离许县很近,献帝到了许县,朝廷各部门都在招聘人才,郭嘉被司徒赵温征辟,在司徒府任职。荀彧对郭嘉很了解,让他在赵温手下抄抄写写太屈才了,于是推荐给曹操。曹操把郭嘉找来谈论天下大事,谈完之后曹操高兴地说:“让我能成就大事的,必然是此人哪!”
郭嘉也很高兴,在与曹操的谈话中他对曹操也有了进一步了解,深切感受到这是一个胸怀理想,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对时局的认识也很独到和深刻,是一个值得为之效命的人,他也对人说:“这正是我要找的主人呀!”
曹操直接任命郭嘉担任军师祭酒,“祭酒”本指古代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具体到一个部门,就是“部门长”,比如太学里的博士相当于大学教授,博士祭酒就是大学校长。军师祭酒,相当于参谋长。
对于一个不满30岁、个人履历几乎还是一张白纸的人,直接破格提拔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说明曹操用人确实不拘一格,把能力作为选人用人的最重要标准,郭嘉也不负众望,成为一代传奇谋主。
除得到了郭嘉、荀攸外,在曹操主持下,还以朝廷的名义多方延揽人才,这一时期来到许县朝廷或曹操身边任职的各路人才络绎不绝,重要的有国渊、刘馥、杜袭、赵俨、华歆、王朗、郗虑、刘晔、司马朗、荀悦、徐奕、何夔、蒋济、梁习、张既、贾逵、郑浑、卫觊、陈矫、徐宣、卫臻、胡质、杨阜、孔融等,武将方面有李通、许褚。这些人里大部分是听说朝廷来到了许县而主动跑来效命的,也有个别人是朝廷点名征召来的,如孔融、华歆、王朗等人,原因是他们的名气比较大,朝廷在用人之际,需要他们来扩大朝廷的影响。
孔融近年来一直寄寓于徐州,先后依附陶谦、刘备、吕布,听说朝廷点名要他,他自然高高兴兴地来了,被任命为将作大匠。
华歆和王朗都是朝廷之前任命的郡太守,又都受困于江东,现在江东是孙策的地盘,他们的日子都不好过,听说朝廷征召,也都乐意前来。华歆后来担任了朝廷议郎,王朗担任了谏议大夫。
这一时期来许县的人太多了,这就是天子这块招牌的力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冲着曹操来的,而是冲着朝廷来的,“挟天子”的效应开始发挥了。
总之,曹操迎接到献帝后一切进展还算顺利,甚至有些风风火火。看到这种情况有个人后悔了,这个人就是袁绍,当初经过他的内部评估,认为插手现在的朝廷事务是弊大于利,所以他躲了。但现在看来这个判断似乎错了,袁绍觉得曹操占了便宜,心里不是滋味。
袁绍一直没拿曹操当外人,在他眼里曹操就是自己的手下,没有他就没有曹操的一切,尤其在曹操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他出手相救才化解了危机。在袁绍看来,自己是因为腾不出手来去迎接献帝的,曹操既然去了,那就应该是代表自己去的,事情办完了,曹操理应向自己汇报汇报情况吧。
袁绍在邺县等着曹操来汇报工作,但曹操没有来。甚至也没有派个人来,完全不把他这个领导和老大哥当回事,袁绍感到很不舒服。终于有人来了,还带着献帝的诏书,袁绍接到一看,当时就气炸了,诏书是批评他的,措辞相当严厉,等于把他臭骂了一顿。
在这份诏书里献帝责备他虽然地广兵多,但只顾培植自己的势力,擅自征伐,不来勤王。诏书虽然是以献帝名义下达的,但幕后指使一定是曹操。袁绍大怒,也有些窝火,但既然是诏书,当然不能不理,袁绍马上很认真地给献帝上了一份奏疏,对献帝的批评给予回应。这份奏疏有1300多字,挺长,一看就是下了不少功夫写的。袁绍一再申明,自己对帝室忠心不贰,一直以来都在做着匡扶汉室的努力,丝毫不敢懈怠。
这份奏疏送到了许县,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袁绍很快接到了第二份诏书,朝廷任命他为太尉。太尉名列三公,以袁绍的年龄和资历能担任太尉一职无疑是件荣耀的事,数十年来,三公已经快要成了袁家的专利,从他父辈往上数一共四代人,出了五位三公,而他这辈人里还没有这个荣耀,如今能当上三公,且是朝廷正式任命而非自己表奏的,在家族的三公榜上再续一笔,那将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
而且太尉是三公之首,等于是百官的领袖,袁绍比较满意。但袁绍多了个心眼,他得打听清楚再接受这个任命,等他仔细一打听,马上就火了,袁绍得知曹操也有了新职务,是大将军。
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太尉要成为文武百官的首领,前提是不设大将军,有了大将军,三公的地位就矮了一截。袁绍立即上表天子,表示不接受这项任命。袁绍还给献帝推荐了一个人,认为他是太尉的合适人选,此人就是陈群的父亲、刚被任命为大鸿胪的陈纪。
当然,这是闹情绪。
曹操这才发现,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考虑得有些不周。原本他以为,袁绍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名义上的,没有实质意义,对袁绍来说太尉已经是很不错的安排了,没费一兵一卒就白得了这个职务,应该满意。没想到袁绍丝毫不领情,双方的隔阂反而因此进一步加深了。
曹操虽然明白他跟袁绍迟早会有一场决战,但不是现在。
不仅如此,袁绍还是他现阶段要利用的力量,跟袁绍过早摊牌是极不明智、极不划算的做法,曹操越想越后悔。曹操决定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自己担任司空。这是很伤威望的事,换成别人,宁可错下去也不会轻易低头,但曹操是个务实的人,他宁愿损失一些个人威望,也要把与袁绍的同盟关系继续维持下来。
这项任命很快以献帝诏书的形式下达,曹操辞去大将军,改任司空。可是袁绍那边却毫无反应,接到诏书后,如果接受应该立即上书谢恩;如果不接受,也应该有所表示呀。
曹操明白,袁绍在面子上还有些下不来。过了年,曹操决定派个有分量的人到邺县走一趟,帮袁绍找回面子,让他消消气,把大将军的任命接下来。
建安二年(197)3月,孔融来到邺县,献帝不仅拜袁绍为大将军,而且封他为邺侯,这是一个县侯,较袁绍此前的伉乡侯高一级。赐给袁绍天子的节钺,以及只有天子才能拥有的虎贲卫士百名。
这还不算,献帝还给了袁绍一个新的行政职务,督四州事。这四个州指的是冀州、青州、幽州和并州。献帝下达这项任命时一定没有查阅过近几年的皇家档案,也许皇家档案已经全丢在了逃亡的路上,总之这项任命很有问题,因为几年前献帝也曾颁发过同样的任命,就连所督的这四个州也丝毫不差,不过那是颁给另外一个人的,这个人是公孙瓒。
公孙瓒仍然健在,而且没有被免职,这边又重新任命了新人,如果不是技术性错误,那就只有一个解释,让旧人和新人斗。这可能是曹操故意安排的,当年李傕等人能想出来的主意曹操更不在话下,袁绍和公孙瓒已经势如水火,给他们加把柴,让火烧得更猛些。
失去大将军职务的曹操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损失,官位是死的,规定是活的,他担任了司空一职,同时代理车骑将军。
曹操在任命自己为司空时顺便搞了一次职务改革,规定司空在三公中地位最高,是朝官的首领,照样把政权和军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这里说的“百官”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自然也包含大将军,你想要我给你,但我规定你还是不如我,因为我有解释权。
一场名位之争谁是最后赢家,看来还不好说。